原中顾委常委程子华之女:父亲将董存瑞树为典

更新时间:2019-09-20

  1965年11月底,中共中央总书记视察西南三线建设,图为(左二)、程子华(右二)、吕正操(右一)在冶金指挥部楼前交谈。

  父亲1991年离开我们,转眼20多年过去了。6月20日是父亲的诞辰,在这一天缅怀父亲,心中更加崇敬。

  我退休前曾任昆明市的副市长,爆改迈凯伦720SSpider马力到806男人都想要,和平年代单纯做行政工作,与父亲在战争年代、经济建设年代所面对的艰辛和挑战简直没法比,因此,更加感到父亲那一代人精神的可贵。

  我的父亲程子华,1905年出生在山西运城解州县,这里是“武圣人”关羽的故乡。父亲本姓苏,由于他的姨妈没有孩子,父亲很小便过继给了姨妈,从此改姓程,名世杰。父亲7岁读私塾,12岁进入模范国民小学,17岁考入国民师范。在那里,他接触了思想,参加革命活动,改名程子华。

  父亲从小就非常渴望学习,即便家境再贫寒,他也没有放弃求学的希望。父亲从小就表现出很强的独立思考能力。他幼年时期的偶像是戚继光。翻看父亲的回忆录,越发对父亲青少年时期接受的教育和思想有所感悟。父亲曾在回忆录中记载:

  “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,校长在教室里挂了岳飞、关羽、戚继光等八幅历史军人画像,要同学们各选一人定为学习榜样。不少同学选了关羽,但我选择了戚继光。老师和同学都问我,你为什么不选择关羽?关羽是武圣人,又是我的同乡。那时,家乡的人非常迷信关羽,解州县城里还修建了一座雄伟的关帝庙,不但我们县,就是附近的一些县都要祭祀他。旧历的四月初八,传说是关羽磨刀的日子,要是这一天不下雨,就要抬着关羽的像上街求雨,还传说关羽是中条山常平村人,那地方连军阀和土匪都不敢去抢东西,如果谁敢去那里冒犯关老爷,就要遭到吃枪子打败仗的报应。我当时的想法是:一九一五年日本强迫袁世凯承认了二十一条要求,想灭亡中国,学关羽就只能是中国人打中国人。戚继光是打倭寇的,以他为榜样,将来投笔从戎,打日本、救国家。

  “高小毕业后,家里人还是劝我:不要再上学了,学做买卖几年就可以赚钱养家。可我还是想读书。要读书还得找个不花钱的学校,就决定到太原去投考国民师范。程家出不起路费,还是苏家的妈妈给了两块钱,我就带了这两块钱到太原,考入了国民师范,那是1922年秋天,我已经17岁了。太原国民师范是阎锡山在1919年创办的,青年经过培训后可以当小学教员。阎锡山当时是山西省督军兼省长。他还创办了学兵团、斌业中学、斌业大学,为晋军培养士官、军官。他办育才馆,训练县政府承审、县长;还轮训村长。太原国民师范的教学体制受黄炎培办职业教育的影响,每天下午两小时正课后,有两小时劳作,校内设有做木工、纽扣,制造肥皂、粉笔,编织毛线、手套、围巾等各种产品的手工工厂。学生每学期轮选学习一种手工。学校是官费,每个学生每月发3.6元的伙食费。学生自己办伙食,每月略有节余,还可以分到一点零用钱。学习的讲义大部分是学校印发,只有英文和代数用课本,学生付半费。国民师范学生大多数是穷人家子弟,太原曾流行一句话国民师范,拉洋车的一半。学校有军事课,每周还有一次野外演习。我喜欢军事课,认为要反抗侵略就得学会打仗。

  “1924年,阎锡山创办了进山中学,录取比一般学校学生水平高的学生,全官费。我牺牲了太原国民师范二年级学历,投考进山中学第二班,考生约2000人,录取40人,我考上了。入学后,我连每月的伙食费都出不起,要求官费,学校当局不批准,我就向国民师范体育教员要求回国民师范,因为我是校足球队的中心队员,体育教员高兴地欢迎我回校。那时正值太原高中等学校秋季足球比赛,国民师范同另一学校比赛,上半场输了一个球,下半场要我上场,我踢进了一球扳成平局。回校后,我领导41班同学驱逐了班主任,鼓励了各班同学反班主任压迫的斗争。我成为闹抗税学潮的领头人之一。成立学生会时,纪秀川被选为会长,我被选为副会长。我们两人一起闹学潮,彼此了解。有一次他问我:你爱国,爱什么样的国呢?封建军阀统治的、对外投降帝国主义、对内进行军阀混战和压迫老百姓的国,你也爱吗?他还向我宣传俄国的十月革命,介绍我看《ABC》、《社会进化史》等书籍,我慢慢地知道了思想,开始从单纯的爱国主义转变为信仰。”

  父亲的一生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史的一个缩影。他1925年参加革命,1926年入党,受党委派1927年初考入黄埔军校武汉第一分校,编进入伍生第二大队第八队,从此开始了戎马生涯。

  红军时代,父亲本在中央苏区任职。1934年6月,副主席周恩来同志和父亲谈话派他去更为艰苦的鄂豫晥根据地工作,经鄂豫皖省委决定父亲任红25军军长。红25军长征到达陕北后,与陕北红军合编为红15军团,任军团政委。抗战时期,父亲的经历大致可以分成三段:从抗战爆发至1938年底在山西工作;1939年1月到冀中工作,《九阴线月新版本前瞻:东海之上星渺阁现世任冀中军区政委、后兼冀中区党委书记;1943年8月直至抗战胜利任晋察冀中央分局副书记、兼军区副政委,后又代理分局书记、军区司令员和政委。

  抗日战争,国共合作。父亲是山西人,去山西第二战区工作,任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人民武装部部长,这是一个公开的组织,国共两党均有人参加。他还有一个职务是不公开的:中共战动总会高级党团书记。等于我党派驻战动总会的实际负责人。

  战动总会的工作环境是异常复杂的,父亲做这一工作却游刃有余,不仅利用战动总会为我军及友军提供物质等后勤保障,还利用这块合法的牌子建立起一大批基层政权,如晋西北32个县的基层政权,就一直掌握在战动总会手里。不仅为120师提供了一块自己的根据地,甚至还抓起来一支武装山西工人武装自卫队。这支队伍里有不少是太原兵工厂的工人,后来发展成工卫旅,这是我党历史上少有的真正的工人武装。当时中央对父亲的工作是予以了充分肯定的。1938年7月4日,和曾致电我父亲说:“动委会工作已获得很大成绩,望在各方面进行巩固。”并对他带病工作表示慰问,还说要补贴他100元钱看病。我父亲觉得中央经济上很困难,没有要这100元钱。

  1938年,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召开后,中央决定派父亲到冀中军区任政委。冀中当时是平汉、津浦、北宁(北平天津段)和石德路(石门到德州)这四条铁路的中心,号称有800万人口,比当年的中央苏区都多,面积约3.6万平方公里,比海南岛(3.3万公里)都大,战略位置十分重要。日本人想了不少法子来对付冀中,其中一个法子就是“囚笼政策”。日本人在冀中修的公路高出地面,便于居高临下发挥火力,公路圈圈相连、环环相套,便于机动,封锁沟深3-10米,能挖出水来。这么一来,我方人员活动就很不便了。1939年12月,父亲与冀中军区政治部主任孙志远专门打电报给八路军总部,虽然父亲一向是很沉得住气,但这次也少见地表现出焦虑说:“绝不能让敌修成”,否则“将造成坚持游击战争的极端困难局面。”接到这封电报,朱德、彭德怀、左权等八路军领导集思广益,决定联合各军区、各部队大干一场,彻底打破敌人的“囚笼政策”,这就是1940年8月的“百团大战”。

  冀中能够坚持下来,与一个团结的领导班子分不开。按说冀中的几位主要领导,背景大不相同,我父亲是黄埔生、老红军,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来自东北军,冀中区委书记黄敬则来自白区,是“一二九”领袖。似乎不易处好,但实际却十分团结,用吕司令的话讲,就是虽有不同意见甚至争得面红耳赤,但“个人之间毫无芥蒂”,工作“同心协力,得心应手,心情舒畅” 。冀中的老人们讲,每当老红军与知识干部、本地干部发生矛盾时,程政委总是对老红军要求严一些,说:“要允许人家有一个成长的过程嘛。”他抱着这种态度去工作,领导班子才可能团结协力。

  1943年8月,父亲被任命为晋察冀中央分局副书记兼晋察冀军区副政委,和刘澜涛一起配合工作。在赴延安参加中共七大期间,父亲出任晋察冀代理书记和代理政委,和军区司令员萧克一起主持晋察冀的工作,以后萧克也去了延安,父亲又代理军区司令员的职务。这两年间父亲不仅主持了晋察冀的政治和军事工作,还全面主持了晋察冀的经济工作,兼任第一任工商局长和经委主任,惊叹道:“没想到你程子华不光会打仗呀!”这可能也是为什么新中国成立后父亲一直在经济领域工作的原因。

  从1938年11月到1945年8月,父亲和他的战友们领导冀中军民,与日军、伪军、顽军在广袤的冀中平原上,浴血奋战7年之久。1945年10月,父亲调任中共中央东北军委员、冀察热辽中央分局书记、军区司令员兼政委,1948年,父亲亲自指挥了著名的隆化战役。

  小时候,还记得我们一起看《董存瑞》的电影,对董存瑞舍身炸碉堡的行为深感震撼。后来我们才知道,原来英雄董存瑞是父亲树立的。当年,5月25 日下午4 点多,战斗胜利结束后,父亲来到隆化城视察战果。当走到隆化中学前面时,只见一个班的战士在那里恸哭。父亲上前询问:“为什么打了胜仗反而哭呢?”战士呜咽着告诉他:“我们的班长董存瑞为掩护全连冲锋,只身托住一包黄色炸药炸掉了一个横跨在旱河上的桥形碉堡,壮烈牺牲了。”战士还说,战友们在战场上找了半天,最后只找到了一只鞋子,像是班长董存瑞的,现在大家正对着这只鞋哀悼他们的好班长。

  父亲听后十分震撼,他让秘书连夜到董存瑞所在的部队里去,搜集有关董存瑞的事迹,并亲自写下《董存瑞同志永垂不朽》一文,表彰他的英雄事迹,要求《群众日报》头版头条刊登,还要写一篇社论颂扬。董存瑞从此被树立为全军学习的榜样。

  父亲一生转战南北,历经各个革命战争时期的严峻考验。新中国成立后,父亲于1950年2月赴家乡,任中共山西省委书记、省政府主席、省军区司令员兼政委。从此,他结束了长达22年的戎马生涯,步入建设新中国的激情燃烧岁月。

  1978年,父亲任民政部部长、党组书记。这年父亲已经73岁高龄,他用了两个月的时间,就把民政部组建起来。1980年8月,父亲被增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;1982年9月当选为中共十二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、常委;1983年6月当选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。

  1984年,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成立黄埔军校同学会,创办之初任务十分艰巨,父亲出任同学会常务副会长、顾问长达7年多,致力于祖国和平统一大业。

  1991年2月19日,父亲接见台湾四海同心会执行长张琦,这是他最后一次参加两岸联谊活动。在他与世长辞的两周前,还坐着轮椅出席了同学会理事扩大会议,并作了热情洋溢的讲线日傍晚在弥留之际,他仍然魂系台湾黄埔同学,梦萦访问团校友,“台湾同学可能到广州了吧?我不能陪同了我见不到他们了”当夜父亲飘然远行、令人心碎。享年86岁。

  父亲一生对物质生活几乎没有追求,一辈子朴实、勤俭。我很少见到父亲为自己添置什么新衣裳。印象中,只有一次父亲和吕正操相伴逛北京百货大楼,两个人各自为自己买了一件很不适用的的确良背心,成了我们的话柄。除了工作,父亲唯一的业余爱好就是打台球,他和、段君毅、等打了十几年的台球,父亲打台球讲究精益求精,听说他很少输球,所以很少钻桌子。父亲年轻时是很好的足球运动员,他一生都对中国的足球发展给予了极大的关注,他毕生的希望就是能够看到中国足球队冲出亚洲。1982年,在父亲担任中国足球协会名誉主席期间,那年中国队和香港队的那场比赛,是决定中国队能否冲出亚洲的关键。赛前,父亲特地把全足球队的队员请到家里来,在客厅里铺开战局商量对策,赛后总是认真总结经验,鼓励教练员和运动员们。那时是中国排球协会的名誉主席,宋伯伯经常调侃父亲说:怎么我的排球队总赢,你的足球队老输,而父亲总是报以笑容。

  父亲和吕正操伯伯感情深厚,很看重战友情。当年战争时期给父亲牵马的马夫,父亲也留在了身边。父亲一生严于律己,从不愿意给别人和组织增添麻烦,就是他双手残疾,他也是能自己干的就决不麻烦其他人。他对我们要求很严格,常常笑眯眯地说,“《红灯记》里说得好,穷人的孩子早当家”。

  父亲非常重视子女的教育,要求我们学好数理化。在他的教导下,家里的几个孩子都是搞理工科的。

  我出生于1946年9月。1970年大学毕业后,先在南京无线年回到北京,进入航天部工作,后调入国家科委。1989年,我被调入国务院研究室文卫局。

  1994年,我来到昆明任副市长。从一名科研技术人员,逐渐成长为多方位的政府管理人员,走上从政之路。也是在这个过程中,我更加体会到父亲的不易。

  在异常忙碌的时候,父亲认真、严格的做事风格常常在我的脑海里萦绕。即便工作再忙,我也给自己定了一个要求,所有的会议稿件必须亲自修改。我后来负责文教口,科技、文化、教育、卫生、体育,这些彼此没有联系的系统,怎么做到整体规划,是我的职能所在。我参照国外各种项目的实施方法,花小钱办大事,先科学调研,设计整体实施方案和步骤,再科学地进行阶段落实。在我的建议下,昆明的重点大学恢复了课题研究,比如滇池水源地怎么保护,固体废弃物怎么处理,村庄怎么来发展,都先有课题研究,再去科学开展,避免盲目拨款建设,浪费国家资源。

  如今,我到了退休的年龄,很想更多地参与到黄埔军校同学会的活动中,当我见到父亲的老战友、战友子女,同他们交谈,获悉有关父亲的更多信息后,我似乎离父亲更近了。在我看来,父亲的一生是平和与平衡的。从政以后,我才真正体会到人的一生要做到平和与平衡是多么的不易。父亲做到了。他给我们留下丰富的遗产,我希望不仅是我,更多的中华儿女能沿着父辈们的足迹前行!(感谢黄埔军校同学会对本采访的帮助)